陈增是在万历二十四年被派到山东去征矿税的一个为首的内监。他来到了山东，才发现那里并没有什么像样的矿，搞不出什么名堂来，他脑筋一转，把矿税改成了店税，向万历报称，山东地方的店铺很多，逐店取税，为数定不在少。万历当然认可了陈增的所奏。但征店税，是要和地方有司起冲突的，陈增便依仗着他的皇室之威，压倒地方官，并且树立起他自己的威风，完成他所要征的店税。他一入山东，便参劾了福山县的知县韦国贤、益都县的知县吴宗尧。韦国贤被逮往北京，受到了削职为民的处分；吴宗尧则被关进了诏狱，几乎在那里丧了性命。山东巡抚尹应元觉得陈增的行为太恶劣，上疏列举了陈增在山东的20条大罪，请求把他换掉。但是对万历来说，陈增有尽情供奉之功，尹应元如何告得倒他，他所举的陈增的罪状，虽然全有实据可查，但他还是落了一个妄奏的罪名，受到了罚俸的处分。陈增觉得在山东搜刮意犹未足，又和他的同伙内阁中书程守训等人共同设法，把势力向南伸张，一直伸到了浙江一带。陈增诈称他奉有密旨，是来查从大内流入民间的各样金宝的，他仗着这个借口，便深入各个民家，向他们肆行勒索。他还募人到他那里去告密，专告那些有名的大商巨贾，说他们的家里藏有禁品，以便去搜查抢劫。因此而被搞得家破人亡的人家竟有上百户之多。地方官震于陈增的威势，只有任凭他横行，什么都不敢过问。御史刘曰梧倒曾把陈增的这些罪行详细入奏，盐务少监也奏称程守训阻塞了他的盐课。这些奏文都很扎实，但是万历因满意陈增的供奉，对于这些奏文一概不予理会。最后凤阳巡抚李三才又切实地奏了一本，把程守训的各项奸谋与赃证都查得一清二楚，和盘托出地奏了上去。这时陈增害怕了，他命人把在程守训那里搜到的违禁珍宝，还有赃银四十多万两，上献朝廷。这样，程守训被械送到京中，并问成了死罪，陈增却因献出了程守训，倒逃脱掉了惩罚。陈增在山东为恶达十年之久，他是在万历三十三年（1605）死在山东的。一直到死，他都没有因为作恶而被惩。

陈奉原本是御马监里的一名奉御，职司并不高。他是在万历二十七年（1599）被派到荆州去收店税的。他在罗掘奉献上很尽力，先后又兼管了不少的事情，如在兴国州开矿采取丹砂，和设在那一带地方的钱厂铸钱的事务。他自以为身为内使，便目空一切，所到之处，极为酷虐。他常以巡查为名，到处鞭笞地方官吏，剽劫行旅。那一带的人经常为其扰害，都恨透了他。某次，他从武昌前往荆州，一路扰害地方，激起了民愤，一时竟有好几千人集聚起来，纷纷用砖石向陈奉和他的下属投掷。陈奉逃出了这一场截击，心有未甘，竟诬奏襄阳知府李商畊、黄州知府赵文炜、荆州推官华钰、荆门知州刘高巽、黄州经历车任重等人，说他们煽动暴民、邀击为乱。万历据奏，并不详察，立将李商畊等人尽都拿问，分别给以罢官为民、去职闲住等处分。陈奉受到了万历的支持，气势更高，越发耀武扬威。凑巧那时兴国州有个叫漆有尧的人，他忽来向陈奉报告，说是州民徐鼎等人挖掘到了唐朝宰相李林甫之妻杨氏的墓，在那里得到了很多的殉葬品，还有大量的黄金。驻守在兴国州的腾骧卫百户仇世亨得报后便如述上奏。万历得奏后，命令陈奉，要他把人们从墓中得到的东西尽数追出，一并送入内库。陈奉领了朝命，不但把有关诸人全部捕到，严行向他们逼缴墓中所得的物品，还另外派出多人，要他们把境内的古墓全都挖开，以便得到更多的葬物。但是事与愿违，被捕来的人，即使在严刑之下也拿不出什么像样的殉葬品来，金宝之类更几近于无。后来开掘的那些古墓，几乎也全是空的，实在没有什么金宝之类的东西。那里的巡按御史王立贤对这件事作了一番调查，这才知道，徐鼎等人所掘的墓，并不是唐相李林甫妻之墓，而是元朝人吕文德之妻的坟墓，并没有得到什么。挖出了大量黄金之说，不过是奸人有意造谣而已。这种澄清事实的奏报虽已递入宫中，巡按御史还奏请不必再追究此事，并且请求停止到处挖掘。但是万历却仍置若罔闻，仍旧由着陈奉在那一带乱搞。

陈奉在外面乱搞，虽然不断被人奏劾，但因他所进的供奉为数不少，所有的劾疏简直丝毫无用，反而使陈奉的胆子越来越大，更加任意胡为，到了万历二十八年（1600），终于在武昌激起了民变。关于此事，南京吏部主事吴中明曾予以详奏，他说，“（陈）奉吓诈官民、僭称千岁，其党至直入民家，**妇女，或掠入税监署中。王生之女，沈生之妻，皆被逼辱，以至士民公愤，万余人甘与奉同死。抚按三司护之数日，仅而得全。而巡抚支可大曲为蒙蔽，天下祸乱，将何所底！”那时的阁臣，大学士沈一贯也奏称，“陈奉入楚，始而武昌一变，继之汉口、黄州、襄阳、武昌、宝庆、德安、湘潭等处，变经十起，几成大乱。立乞撤回，以收楚民之心。”但这些奏报都没能把陈奉撼动。陈奉还命人在谷城开矿，扰攘了一些时日，结果并无所得。陈奉为诈报矿情，便想把县中的库金解上去抵数。县民得悉此情，立刻大哗，并聚众驱赶，结果竟把陈奉赶离了谷城。陈奉又想在枣阳开矿，知县王之翰用地近显陵作为借口，不许他开。陈奉便以阻扰矿税奏劾了枣阳知县王之翰、襄阳通判邸宅、推官何栋如等人。于是，京中派来了缇骑，把王之翰等人都锁拿了，押入京中问罪。这些缇骑们还顺手把武昌兵备佥事冯应京也给拿了。冯应京深得民心，他以前便奏劾过陈奉，说他有十大罪状。这次冯应京被逮，武昌人民依依不舍，哭而送之，陈奉对此却觉得很开心，他命人把冯应京的罪状写成了揭帖，张贴在大街上，任人围观。这件事激起了众怒，聚观揭帖的人包围了税署，大呼着要杀陈奉。陈奉是在乱中逃进了楚王府，在那里躲藏着，才逃得了性命的。攻进税署的人民，捉获了陈奉的很多余党，把这些人中最可恶的耿文登等十六个人，痛殴后投入江中，把他们都淹死了。由于湖北巡抚支可大一向偏护陈奉，人们又拥入抚署，烧了抚署的辕门。这件事闹得实在太大了，阁臣沈一贯、给事中姚文蔚等人又疏请把陈奉赶紧撤回京中。和沈一贯、姚文蔚等人同时论奏的，还有在外督理湖口船税的御马监监丞李道方，他说陈奉横行霸道，“水阻商舟，陆截贩贾，征三解一，病国剥民。”疏中“征三解一”一语，使万历很冒火，终于把陈奉召了回来，随后又因沈一贯之请，把湖北巡抚支可大也革了职，事情才平息下来。陈奉在湖广一带征税，前后只有两年，但他的手段却是惨毒备至，搜刮了很多的赃私。他的行李很多，巡抚支可大怕他会在路上被劫，派出了不少军兵沿途予以保护，陈奉才得以平安地离开了那里。

在陈增、陈奉以外，作为税监而扰民极甚的，还有天津税监马堂、辽东税监高淮、陕西税监梁永、云南税监杨荣、湖北税监李道、山西税监孙朝、广东税监李凤、珠池税监李敬、山西矿监张忠、江西矿监潘相、横岭矿监王虎、福建税监高案等人。这些税监、矿监，名目虽然略有不同，而所作所为却毫无二致，都是被派出来以搜刮为务，既用来作为献纳，又借此而得以自肥。这些被派到外面的宦官，都以天子派来的特使自居，对于地方有司，无不颐指气使，尽力欺压，以便可以任意横行。各地的官民对他们无不恨之入骨。云南的税监杨荣，便是因枷杖官民，激成民变，被人投入火中活活烧死的。当然，在地方官里，也有些人竟和这些宦官勾结起来，和他们一起鱼肉人民，借以谋利。武昌巡抚支可大、福建布政使陈性学便是这类人中最突出的。由于向外派出的宦官过多，很难分配得适当，有些人相距很近，甚或是一城二虎的事都很常见。这些离得很近的人，为了自身的利益互打互杀的事，也很常见。譬如广东税监李凤和珠池税监李敬，他们便同在一城，不断地互相攻击。

矿税为害之钜，在当时几乎已是尽人皆知的事，也是最为时人所恨，极想把它除去的事情。那时，不论是庙堂上的重臣，还是地方有司，吁请撤除矿税的疏文，几乎是无日无之。就是内廷的宦官，经常说到矿税为害的人，也很不少。其实就是万历本人，对于矿税的为害，也很清楚，他自己就曾让首辅沈一贯替他拟具遗诏，废除矿税，便是遗诏中的一件大事。这事发生在万历三十年（1602），万历忽然觉得自己即将去世，忙派人把首辅沈一贯和诸臣召入宫中，在他口述遗诏内容时，便有要废除矿税的事。《明史》于此事记载得很详，说万历忽然有病，急召诸大臣到仁德门候旨，俄而独召首辅沈一贯到他正在卧病的启祥宫西暖阁。在那里，万历竟是一派病人将近垂危的样子，王皇后和郑贵妃因有病都不在那里，但是太后、太子还有诸王却都静静地等在近处。万历见到沈一贯后，所说的也都是一些命在旦夕的话，他说，“……朕病日笃矣，享国已久，何憾。佳儿佳妇付与先生，惟辅之为贤君。矿税事，朕因殿工未竣，权宜采取。今可与江南织造、江西陶器，俱止勿行。所遣内监皆令还京。法司久系罪囚，建言得罪诸臣，咸复其官。给事中、御史，即如所请补用，朕见先生止此矣。”这些话，说的尽是些遗诏中应有的内容，所以沈一贯在西暖阁叩辞了万历后，便在朝房拟旨，送了进去。那一夜，众阁臣和列在九卿的诸臣，因为事出非常，也都在朝房值宿。三更时，内侍捧来了谕旨，一切尽可如所拟宣示。诸臣虽因皇帝病危不免悲戚，但因得知矿税即将尽除，又都暗自称幸。

然而这件事的更神奇处却在它的突然有变，万历的病来势之快固然出人意料，去得却更快，非诸臣所可料及。三更时已经认可了遗诏，但天色还没亮透，万历却又派来了中使，说是皇帝病已好了，想要收回那道已经拟就的遗诏。为什么要取回呢？因为所说各事，别的还都可行，唯独免除矿税一事万不可行，所以要想收回去另行改发。沈一贯先是顶住了来使，他说这是皇帝亲口所述，他照拟的，岂可索回另改！但万历催索得实在很急，一时之间，陆续来催索的内侍竟达二十余人，他们不断叩头请求，要沈一贯把那遗诏交给他们，以便复命。内侍都这样苦求，不断以头触地，有些人甚至叩头出血。这样，沈一贯顶不住了，只好交出了遗诏。万历的病情何以瞬息之间自危而安，变化莫测，一时传说不一，很费人解，但他极为重视矿税、深知矿税之害，却由此而深为人知。

据说，万历突然病愈，后悔要废除矿税，打算派人收回遗诏时，在他身边侍立的司礼监太监田义曾经尽力劝阻，恼得万历竟至抽出刀来，想要砍他。田义深知矿税是件祸国病民的事，极愿能得废除，沈一贯不能一力顶住而交回了遗诏，田义深觉是件憾事。后来他见到了这位首辅，不觉怨道：“相公稍持之，矿税撤矣。何怯也！”沈一贯确实该受埋怨，由于他的软弱，竟让当时的人又多吃了十八年的矿税之苦，这一弊政竟拖延到万历四十八年（1620），明神宗朱翊钧去世，在那时位居首辅的方从哲所拟的遗诏里，才撤除了它。